郁金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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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伊塞克湖,寻找苏联时代的回声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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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body!

终于熬过了十分漫~长~的7天工作日!

这个周末必须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涌抱~

比如!

睡到自然醒,慢悠悠挑一身喜欢的衣服,

愉快滴去吃一个brunch!

可素,你们知道魔都的brunch又换血了木?

性冷淡风VS纵欲系,

开业一年0差评店VS网红人气店,

米其林推荐餐厅也可以享受brunch咯~~

准备好!我们要去享受秋日啦!

TableNo.

伦敦名厨坐镇,米其林推荐

eggsbenedict永远是衡量一家餐厅早午餐是否合格的重要指标!特别的是,eggsbenedict搭配的是牛舌和parmaham,而不是到处都有的三文鱼或者火腿组合~嫩嫩的蛋,最享受就是刀戳破蛋蛋黄流出的那一瞬间~超满足是不是!

这家在前不久的被评为米其林推荐餐厅,也是伦敦名厨JasonAtherton离开GordonRamsay后主理的第一家餐厅,用法式手法制作的时尚欧洲菜,摆盘精致细腻,早上的好心情由此打开~

由旧仓库改装,新旧结合,铁锈斑驳的沧桑感,青砖加上原木的桌椅。吃brunch最要紧的,是要在一个舒适、愉悦的氛围里,用食物唤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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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塞克湖,寻找苏联时代的回声

刘子超

1

我要去的小镇叫乔尔蓬阿塔(Cholpon-Ata),它是伊塞克湖北岸最大的城镇,然而看上去十分荒凉。

吉尔吉斯的伊塞克湖是苏联时代的度假胜地,至今仍有不少怀旧的前苏联人来这里避暑。在夏季最热的月份,这里常常一房难求。很多时候,度假客们只能寄希望于从站在村口的巴布什卡那里租赁民房。然而,我发现,这里几乎没有真正的旅游业,酒店管理也是一门方兴未艾的事业。西方的旅行指南往往把乔尔蓬阿塔定性为“不来也不会遗憾”的地方。在这里的几天里,我的确没看到一个前苏联之外的游客。

几年前,我采访过一个中国的地产大亨。他以极限登山和浪漫诗情闻名于地产界。他当时告诉我,他曾考虑购买伊塞克湖畔的大片土地,开发成面向中国游客的豪华度假区。为此,他邀请了不少吉尔吉斯政要来北京商谈,费用由他买单。政要们全都安排住进北京的五星级酒店。他后来发现,房间里的各种酒精饮料很快被一扫而光,每天要补充数次,导致酒水的消费远高于房费本身。最终,这位地产大亨放弃了开发伊塞克湖的意向。

小巴把我扔在一尊银色的列宁像下。四周散落着松树,根部翻出的泥土,像开裂的伤口。列宁像背后是一片铺着灰色镀锌板的平房,房顶插着卫星电视接收器。作为巨大背景的阿拉套天山,褶皱清晰可见,峰顶笼罩在一片不祥的乌云中。

我在镇上一家临湖的旅馆投宿。旅馆是两层小楼,有红色瓦片搭盖的斜屋顶。从旅馆的房间里看不到湖和山,只能看到庭院的景象。庭院中央是一片种满郁金香的花圃,旁边有两把刷过蓝色油漆的长凳,庭院深处还有三座带顶棚的木榻,铺着游牧民族的坐毯,作为住店客人的餐桌。老板是一个光头的吉尔吉斯男人,始终斜挎着运动小包。我从他那里买了一瓶2升的冰镇啤酒,他把钱塞到了小包里。

午后的阳光很强烈,我带上浴巾,穿过一片晾晒着衣服的菜园,向着湖边走去。在旅馆的地图上,菜园的位置被标记为天文观测站。显然,那是苏联时代的事了。

伊塞克湖就在那儿,在阳光下轻轻摇晃着,像大海一样浩渺。湖岸上铺着细软的沙子,目力所及处是白雪覆盖的天山,好像直接从深蓝色的水面上升起来的。湖上有座船屋,周围的湖水泛着涟漪。我踩着一块木板走到船上,但这里没人。一个在岸边晃荡的小男孩似乎跟这里有点关系,我让他去找管事的人。他用俄语大喊了一声,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船屋失火了。一个胖胖的女人急匆匆地走了出来,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有点异样地看着我。我问她这里是餐厅还是酒吧——无论哪种,我都打算坐一会儿。胖胖的女人说,这里是桑拿,下午5点才开始营业。我问了一下价格。一小时人民币块。

银色的列宁像

戴白毡帽的吉尔吉斯人

伊塞克湖边的游客

伊塞克湖熏鱼干

伊塞克湖边的桑拿屋

我回到沙滩上,准备先找个凉快的地方坐下。这时,两个身穿比基尼的女人叫住了我。她们正躺在旁边的沙滩上,身下铺着粉色条纹的浴巾。两人都戴着墨镜,一个红发,一个黑发。

“你,中国人?过来!过来!”红发的女人拍着身边的空位。

“你在跟我说话?”

“对,对,过来!过来!”

我走过去,坐下来。她们好像没料到我真会过来,喜出望外地挪动屁股,给我更多的空间,然后摘下墨镜,上下打量我。

浴巾上有沙粒和松枝,还有两个喝空的啤酒瓶和一小瓶同样喝空的白兰地——“吉尔吉斯斯坦牌”。我怀疑她俩的热情与这些空瓶不无关系。

借助破碎的英语和俄语,我得知红发的叫娜迪亚,黑发的叫达莎。她们都是出生在乔尔蓬阿塔的俄罗斯人。苏联解体时,两人刚上小学,是同班同学。如今,娜迪亚在镇上卖化妆品,达莎在附近的军用机场上班。

我问她们祖上是从俄国哪里来的。她们要么没听懂我的问题,要么不知道答案,只是反复对我强调,她们就是乔尔蓬阿塔人——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不过,年轻时,她们都去俄罗斯打过工,在同一家餐馆当服务员。她们用了“年轻时”这个词,意指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我问她们去的是哪座城市。

“新西伯利亚。”

“我也去过。”

“是吗?”她们兴致陡增,仿佛在闭塞的乔尔蓬阿塔,这点共同之处非同小可,足以令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

“呲”地一声,娜迪亚拧开了我带来的啤酒。她用一次性塑料杯为我倒了一杯,然后给自己也倒上。接着,她们跟我聊起新西伯利亚,是那种虽然身处小地方,但是见过大世面的口气。我猜她们在新西伯利亚可能过得并不好。当服务员本来就是苦差事,而且新西伯利亚比乔尔蓬阿塔冷得多,冬天漫长到令人绝望。

她们问我,在新西伯利亚时住在哪里。

我像打捞沉船一样,仔细打捞着记忆:“好像是列宁大街。”

“我们打工的餐厅就在列宁大街!”达莎高兴地惊呼起来。然后她们朝我举起了酒杯。

“既然你俩是俄罗斯人,为什么不留在新西伯利亚呢?”我问。

“我们是俄罗斯人,但我们没有俄罗斯国籍。”娜迪亚说,“我们的护照是吉尔吉斯的。”

“新西伯利亚的房租太贵,后来我们就回来了。”达莎说。

她们告诉我,苏联解体后,这里的俄罗斯人大部分回了俄罗斯,还有一部分搬到了比什凯克。如今,整个伊塞克湖地区只剩下不到0个俄罗斯人了。说这话时,她们的口气多少有点奇怪。给我的感觉是,虽然她们出生在这里,却不属于这里,而且阴差阳错地滞留了下来。

我问她们有没有结婚。

达莎没有结婚。娜迪亚早就离婚了,独自抚养一个13岁大的儿子。

“他是特别棒的男子汉,”娜迪亚把这句话重复了三遍,是那种让我务必相信的口吻。能看出,作为一个“滞留”下来的俄罗斯人,儿子是她唯一的希望。

为了证明儿子的确是很棒的男子汉,娜迪亚拿出手机,给我看他的照片。一张照片里,虎头虎脑的儿子正荡舟在伊塞克湖上;另一张照片里,他拿着鱼竿,钓起了一条大鱼。

娜迪亚说,她想让儿子去俄罗斯参军,然后她卖掉这里的房子,跟着儿子搬回去。

“搬到哪里?”

“任何地方都行。”

我问这里的房子能卖多少钱。

她说了一个数字。相当于人民币3万块。

这时,达莎摘下了墨镜。我发现她其实精心化过妆。睫毛烫过,涂了睫毛膏,给人一种眼泪随时可能夺眶而出的感觉。她比娜迪亚显得年轻,妆容也更时尚。她为什么没有结婚?

谈起这里的男人,她们的语气顿时充满鄙夷。

“既粗野又俗气。”

“个个都是酒鬼。”

最后她们说:“我们喜欢外国人。”

“有外国人来这里吗?”我问。

“很少。”

一阵风吹过湖面,卷来一片褐色的积雨云。一瞬间,没有太多铺垫,雨点就从天而降,湖面上飘起一种近似于口哨的声音。娜迪亚和达莎披上浴巾,招呼我搬家。我们拿起地上的家当,一起搬到一棵大松树下。天上仍有太阳,雨点在阳光下滴滴分明。

现在,我坐在了两个身穿比基尼的俄国女人中间,她们轮流为我倒酒,自己也一杯一杯地干掉。虽然她们嫌弃这里的男人都是酒鬼,可她们自己好像也挺能喝。

“你喝起酒来就像俄国人。”娜迪亚不可思议地看着我,“我想知道,你的教养是不是像欧洲人?”

“我的教养像中国人。”

“中国人从来不喝醉。”

“是吗?”

“我们这么听说的。”

“中国男人为什么都戴眼镜?”达莎问。

“因为他们工作太辛苦。”我说。

“这里的男人不工作,只会喝伏特加。”

“喝完伏特加就打老婆。”

“中国男人会打老婆吗?”

“不会。”我说,“一般不会。”

她们点点头:“我们喜欢中国人。”

一瓶2升的啤酒很快喝完了,我觉得到了告辞的时候。不过娜迪亚表示,我们应该换一个地方继续。小镇上有一家专门吃伊塞克湖鱼的餐厅,味道棒极了。作为游客,我难道不应该去尝尝?

见我一脸犹豫,娜迪亚又说:“我们都是正经人家的姑娘,我们不要钱。”

我看着她们抖落浴巾上的沙子和松枝,塞进鼓鼓囊囊的背包。娜迪亚套上一件奶油色帽衫,达莎穿上一件白色T恤,上面印着“我爱布鲁克林”。我们把酒瓶扔进垃圾桶,沿着一条土路,穿过一片平房。雨已经停了,阳光照着洗刷一新的铁皮门,空气中泛着泥土的气息。

我们走到公路上,达莎招手拦车。一辆日本淘汰的二手皇冠停了下来。不是出租车,是顺便赚点钱的黑车。司机是一个年轻的吉尔吉斯男人,达莎用俄语跟他说:“去镇上的那家鱼餐厅。”

我们掠过一片荒地,掠过银色的列宁像。娜迪亚和达莎在后面商量着什么,然后我感到后背被戳了一下。

“我们想先回家换一下泳衣。”

“请便。”

在空旷的公路上,皇冠来了个故作潇洒的急转身,就像三流警匪片里那样,轮胎发出“吱吱”的摩擦声。窗外的景色倒带般地重现。我们又一次掠过银色的列宁像和荒地,然后越开越远,越开越偏。我有点警觉地看着皇冠车拐进一个破败的苏联小区。

那里有两栋灰色的筒子楼,墙皮已经开裂。前面有一个小小的花坛,但明显只是摆设。花坛的水泥台碎了,里面长满杂草。花坛旁边还有一个“儿童游乐园”:掉漆的铁滑梯、简易的跷跷板。除此之外,周围空空荡荡。

娜迪亚和达莎让我在车里稍坐,说她们去去就回。她们下了车,朝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单元门走去。黄昏在不知不觉中降临了,花坛和滑梯投下长长的阴影,周围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娜迪亚和达莎说的没错:她们“滞留”在了这里。

看着她们的背影,年轻的吉尔吉斯司机突然用英语对我说:“你带她们吃点好的,她们什么都肯干。”

我一愣,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

他微笑着,做了个下流手势。

“多少钱?”

“用不着给钱。”

“哦,”我说,“可我没有那方面的想法。”然后为了不显得太过一本正经,又加了一句,“她们不是我的菜。”

“嗯,两个老女人,”司机很理解似地点点头,“那个黑发的好像还行。”

我干燥地笑了一声。司机“啪”地拧开车灯,仪表盘的白光突然映在他的侧脸上。他不耐烦地看了一下手机,放下车窗。

2

终于,娜迪亚和达莎从单元门里走了出来,好像话剧幕间休息后再度登场的演员,带着一脸兴奋。她们重新化了妆,有一种大都市里出门过夜生活的隆重感。路上,司机和她们若无其事地聊天,而她们当然不知道司机跟我说了什么。我们再次驶过荒地,列宁像,然后经过一座纪念卫国战争的公园。镇上路灯昏黄,一切都已经融入低垂的暮色。

镇中心十分萧条,要去的餐厅有一种乡村客栈的味道。院里的葡萄架上坠着五颜六色的小灯泡,闪烁着。一个长得像中国人的吉尔吉斯女招待,把我们引上二楼的露台。菜单照例只有俄文,我就让娜迪亚和达莎点菜。

“吉尔吉斯斯坦牌的白兰地,非常好。”娜迪亚说。

“比伏特加还好?”

“伏特加不好,白兰地好。”

我说好。

娜迪亚高兴地点了一壶白兰地。

“我们都是正经人家的姑娘,不是为了钱。”她说。

账单过来后,我买了单。看到我买单,她们似乎放下心来。过了会儿,娜迪亚又把长得像中国人的吉尔吉斯女招待叫过来,语速飞快地“交代”了半天,女招待心领神会地点着头。我们又点了一轮菜,加了三壶白兰地。

院子里,一个小型乐队开始演奏俄罗斯的流行歌曲。达莎让我点首歌,我想了想说,柳拜(Lube)。很快,《轻轻呼唤我的名字》(Позовименятихопоимени)响了起来。小镇沉浸在一片黑暗中,山峰的背影沉默而巨大。这首歌原本是写给卫国战争中死去的无名战士,此刻听起来却如同乔尔蓬阿塔的挽歌。

娜迪亚和达莎的脸上带着醉意。她们说,这是镇上最好的餐厅,但她们已经很久没来了。苏联时代,这里有很多度假的外国人,现在没人来了。

“没有外国人,没有中国人,只有吉尔吉斯人。”

“俄罗斯人呢?”

“我们不喜欢俄罗斯人,”娜迪亚做了个手势,“那些人鼻孔朝天(瞧不起人)。”

我暗自想:她们“滞留”在了这里。

此时,酒足饭饱的食客们开始三三两两地走到庭院里,随着音乐扭动腰肢。饭点一过,这家餐厅就变身为了舞厅。《PapitoChocolata》响了起来。这是一首罗马尼亚女歌手唱的西班牙语歌,却莫名地流行于整个中亚。我在街上、车上、餐馆里不止一次地听到过。

半醉的娜迪亚和达莎在我面前跳起舞来,不仅动作投入,还含情脉脉地对我唱着:“宝贝,宝贝,宝贝,把你的灵魂交给我!”仿佛有一台摄影机正对着她们,而她们是真正的明星。然而白兰地没让我喝醉,反而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我多少体会到一丝荒谬。

像中国人的吉尔吉斯女招待走过来,把账单递给我。我看了一眼:一个很大的数字——有点过大了。我突然想起刚才娜迪亚和女招待的一番“交代”。那些当时不甚明了的俄语单词,现在逐渐串了起来:这是一个局,她俩还是决定从我身上捞一笔——虽然也就是块钱,还要和吉尔吉斯女招待分。

我并没有生气,反而有一种水落石出的轻松感。等娜迪亚和达莎重新坐下来,我告诉她们账单有问题。是吗?她们看了一眼,说没问题。我要来一支笔,把不该付账的部分圈了出来。她们大概也奇怪,原来我能看懂账单上的俄文。

出了餐厅,我们走在黑乎乎的小镇上,两侧是伞一样的白杨树。娜迪亚说:“再给我们买两瓶啤酒。”在一个小超市里,她们每人拿了两瓶百威,终于感到不虚此行。

“我们喜欢中国男人!”她们醉着说,“我们不为了钱。”

我拦下一辆黑车,看她们坐进去。司机等着我也上来。我对他挥了下手说:“你们先走。”

3

离开乔尔蓬阿塔,我去天山深处徒步了几日。等我一身疲惫地回到人间,我打听到伊塞克湖南岸有一家苏联时代的疗养院。疗养院没有正式名字,当地人笼统称之为“军事疗养院”。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尤里·加加林(YuriGagarin),从太空返回地球后,在那里疗养过数月。我决定去那里休息几天,缓解疲劳。

小巴把我扔在塔姆加(Tamga)的镇中心。白晃晃的日光下,这里宛如马尔克斯笔下的星期二午后的小镇:无精打采的商店、破败的苏联筒子楼。我沿着一条破碎的柏油路,走到小镇的边缘地带——疗养院就在这里。

初看上去,疗养院像个家属大院,没有任何标识。蓝色的铁门旁有一间传达室,窗台上养着几盆鲜花。我小心翼翼地敲了敲窗户,一个正在看报的大妈抬起头,又低下一去点,从老花镜上方看了看我。她摇晃着身子从传达室里走出来。我问她这里是不是军事疗养院。她说没错。于是我拖着行李往里走。

道路两侧种着高高的杨树,松柏掩映的小花园里,有一尊苏联军官的雕像。走在林荫道上,很像走在大学校园里,只是没有校园那么热闹。我走了一段,依然没看到办理入住的地方。

一辆丰田帕杰罗开过来,司机摇下玻璃问我是否需要帮助。从车牌看,他是从哈萨克斯坦开过来的,车上还坐着一个金发的俄罗斯姑娘。他告诉我,往前走,再向左转,就是办理入住的地方。我向他表示感谢。

那栋房子看起来像是年代的大学宿舍楼,没有前台,只有宿管楼长的办公室。楼长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吉尔吉斯大妈,戴着头巾,鹰钩鼻,看上去倒是颇为和善。她打开一个大本子,让我登记,然后又把我的名字写在一块黑板上。我在这里住两晚,房费每晚块,还包含三餐——苏联时代的价格。

登记完毕,楼长带我爬到四楼,穿过一道长长的走廊。走廊中间铺着狭长的地毯,但空荡荡的,又没有开灯,好像整层只有我一人居住。房间相当斯巴达风格,只有两张单人床和一张写字台。椅子倒扣在写字台的桌面上,亦如暑假里的教室。墙上铺着绘有百合花的淡绿色壁纸,窗户足有一面墙那么宽。透过窗玻璃,可以看到风中抖动的杨树叶和远方的伊塞克湖。

我问楼长洗手间在哪里。她指着走廊告诉我,厕所在这层走廊的尽头,而淋浴房在下一层——这更让我想到了大学宿舍。楼长走后,我推开窗户,让湖上的凉风吹进来。一只松鼠从窗台上跑过去,跳到对面的杨树上。蓝色的伊塞克湖像一片静静的大海。我开灯试了试,不出所料,灯泡是坏的。收拾停当后,我就下楼去找楼长报修。楼长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那是一台古老的拨盘电话——拨了个号码,然后告诉我电工师傅一会儿就来。

“坐!坐!”她指着墙边的老式沙发说。

我在沙发上坐下来,可是等了半小时也没有师傅出现。抬头一看,连楼长也已经不知去向。我找了一圈,没看到人影。于是,我走出公寓楼,四处转悠。

我发现,这样的公寓楼附近有好几座,风格略有不同,但都是四层楼高。有的阳台上晾着衣服,显然是自己手洗的——这地方想必没有客房服务。道路的尽头有一座半荒废状态的体育馆,周围乱生着杂草。体育馆当年应该是一个气派的建筑,依旧保留着苏联风格的巨型浮雕,以半抽象的形式,描绘了为国争光的体育健儿。从建筑的大小来看,里面应该包含了游泳馆、羽毛球馆和篮球馆,只是如今却任其荒废在那里。就像曾经风光无限的商界精英,不幸老后破产,晚景凄凉。

我正在暗自感叹,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喊我:“尿!尿!(你好!你好!)”

原来是楼长和电工师傅出来找我了。我看到他们站在公寓楼右侧的十字路口,正向我挥手致意。我快步走过去,电工师傅兴奋地和我握了握手。他穿着灰色工装背带裤,带一顶卡其色鸭舌帽,留着两撇小胡子,简直就是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电影中走出来的。

上楼时,我和电工师傅简单地聊了两句。他对我格外热情,表示还没见过中国人来这里。进门后,他拧下旧灯泡,换上新灯泡,然后“啪”地一声按下开关——灯泡亮了。我们又亲切地握了一番手,电工师傅这才哼着小曲,下楼去了。

我原以为这里没什么人气,没想到人们只是去伊塞克湖游泳了(每天有定时往返的班车)。现在,穿着泳衣,扛着泳圈的人们,开始陆续回到公寓。一群十来岁的男孩挤在大厅里看电视,吃雪糕;一个穿着黑色连体泳衣的俄国大妈,海豹一样地站到体重秤上;二层全是叶卡捷琳堡柔道学校的小学生,而教练是一个满脸胡茬的高加索男人,他不时大声呵斥着那些在走廊上打闹的孩子。

看电视的楼长

看比赛的俄罗斯男孩

疗养的孩子

柔道学校的孩子

在一楼大厅里,我遇见了疗养院的院长。他是吉尔吉斯人,40来岁,光头,穿着牛仔裤和棉布夹克衫。我在登记入住时见过他。他走过来,问我住得可好。我说,相当不错。

“听说尤里·加加林在这里住过?”我问。

“是的,很多苏联宇航员、作家都在这里疗养过。”院长开始自豪地掰着手指头,说出那些苏联时代大名鼎鼎的名字,就像在一片无人问津的海滩上,捡起那些漂亮的贝壳。

院长告诉我,苏联时代疗养院遍布各地——从远东到黑海,从中亚到高加索。大体来说,疗养院的宗旨是让人们在一个气候温暖的地方,过一段舒适的日子。舒适性是建立在规律性上的。比如,进入疗养院后,吃饭、运动、治疗(“我们有很多特色项目,比如按摩、电击等”)都有固定的时间。一旦住进这里,你就必须按照这个时间表作息。此外,疗养院的收费并不昂贵。在苏联时代(“包括今天”),这是普通工人阶级也能负担得起的享受。

“人们习惯每年夏天来疗养院住上一段时间,这是我们的传统。”院长说。

“我在谷歌地图上没有看到这家疗养院,人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疗养院了,人人都知道。”院长回答,“我们还有一个小博物馆,我带你去看看!”

我们避开游泳归来的人流,沿着林荫路,穿过一个小公园,来到一座小礼堂前。礼堂的一层是剧场,二层是一个空旷的大厅,镶有社会主义风格的壁画。院长说,苏联时代,这里是举办舞会的地方。

博物馆就位于舞厅隔壁,上着锁。院长打电话叫人开了门。橱窗里尘封着疗养院的历史:它建于“二战”结束后不久,修建者是日本关东军的战俘。在荒僻的伊塞克湖畔,战俘们清理出土地,一砖一瓦地建起这座疗养院。我想起塔什干的纳沃伊芭蕾歌剧院也是日本战俘修建的。在那里,我还看过一场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

橱窗里有日本战俘的黑白照片,也有苏联解体后他们再次回到这里的彩色留影。两组照片之间相隔将近半个世纪,仿佛时光一闪而过,省略了过程。年轻的战俘变成了耄耋老人,而当年俘虏他们的帝国也已经化为碎片。橱窗里还有一本日文书——《日本战俘的足迹》。作者探访了那些日本战俘所修的建筑:它们遍布在苏联帝国的各个角落。

在疗养院,每顿饭的就餐时间是固定的,且只有一个小时。从礼堂出来,人们正纷纷走向餐厅。餐厅里坐满等待开饭的人,四人一桌,落单的会被安排与其他人拼桌。枝形吊灯洒下黄色光晕,透过白色的薄纱窗帘,可以看到外面摇曳的树影。我感到一种苏联时代的梦幻。

这里与其说是餐厅,毋宁说更接近于食堂。既不是自助餐,也不能单点,更没有酒水。所有人的餐食都是一样的,就像那些服务员脸上的表情,具有社会主义的统一与公平。

我与一对阿拉木图来的情侣一桌。男孩很瘦,有长长的睫毛,脸上稚气未脱。女孩微胖,正处在留长发的尴尬阶段。她告诉我,父母年轻时经常来这里,如今轮到了他们。

晚餐只有土豆酸黄瓜汤、加了芝士的意面和两块小圆面包。哈萨克情侣吃了两口就不动了,大概觉得味道不好。我倒是都吃完了,最后只剩下小圆面包。我猜那可能是甜点。

我拿起一个小圆面包,掰开。

“没馅儿,”哈萨克女孩说,脸上带着一丝凄楚的微笑。

我点点头,但还是把面包塞进嘴里。“这里晚上一般做什么?”

“在房间里喝伏特加,”女孩说,“这是俄国人的传统。”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喝啤酒,看契诃夫的《第六病室》。夜色中的伊塞克湖像一块深蓝色的布。

疗养院的大厅

疗养院的走廊

疗养院的房间

疗养院的食堂

4

我被一只蜜蜂吵醒时,天已经大亮。蜜蜂是被墙纸上的百合花吸引来的,正一个劲儿往墙上撞。餐厅里,那些昨夜痛饮伏特加的男人没有出现。来吃早餐的多为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们互相攀谈着,很多就是在这里刚刚相识。哈萨克情侣没来,也许他们昨晚喝多了。

早餐后,一个亚洲脸的女人走上来,向我问好。她和丈夫、儿子一起来这里度假。她说她昨天就注意到了我,一直在猜测我从哪里来,现在终于忍不住上来求证。我很快发现,这种好奇心是职业性的。她告诉我,她叫阿谢丽,职业是塔罗牌算命师。

她的脸盘很大,带着近视眼镜,穿着淡绿色的裙子,梳着长长的辫子,脸上有种塔罗牌算命师的古灵精怪。

“我正在学习风水,非常有趣。”她说。

“风水在这里很流行吗?”

“吉尔吉斯人相信风水。”

我们交谈时,阿谢丽的丈夫始终赞许地望着妻子。他叫安德烈,是一个光头壮汉,穿着绿格子衬衫。阿谢丽说,安德烈是莫斯科人,但他们住在比什凯克。

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的儿子完全没有混血特征,而是百分之百的亚洲脸。和阿谢丽一样,他的视力不佳,总是眯着眼睛,睨视一切。他穿着一件印有日文的T恤。

“我们的儿子正在学习日语,”阿谢丽告诉我。安德烈赞许地望向儿子。

我仔细看了看那件T恤,上面写着“人间失格”,意为“失去做人的资格”。

居然有这样的T恤,我心想。

一个醉醺醺的吉尔吉斯人走过来,热情洋溢地和安德烈寒暄起来。当他听说我是中国人后,马上说他儿子上周刚从北京培训回来,“充满了美好印象”。他不停地与我和安德烈握手,因为酒醉而吐字不清。等他走了,安德烈告诉我,这人是他们在街上雇的司机,明天送他们回比什凯克。

“我们不知道他是酒鬼。”阿谢丽沉着脸说。

“这个鸡巴。”安德烈附和地摇头。

阿谢丽问我:“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

“也是明天。”

“我们可以一走,分摊车费。”

“没问题。”

阿谢丽笑了。一个女巫般的笑容。

晚上,我去礼堂看了一场演出。阿谢丽一家也在,但我没有惊动他们。演出开始后,先是四个穿着长裙的俄国大妈合唱。接着,幕布抖动着合上。再打开时,布景变成了街心公园。一群苏联打扮的青年男女坐在树下,有的看书,有的喝酒,有的抱着吉他。他们素不相识,但看起来都是单身——这是他们来公园的原因。抱吉他的青年坐到看书姑娘对面,拨弄琴弦,唱起歌来。看书姑娘显得很生气,用歌声回敬对方。接着,围观群众纷纷加入唱歌的行列,连醉汉也手舞足蹈。礼堂里,很多观众小声跟唱着,仿佛时光斗转,一如当年——这些歌曲都是苏联时代的老歌。

我走出礼堂时,夜色中的疗养院像被石灰洗过一样白花花的。公寓楼前的松树下,竟然真有一群男女在喝酒弹琴,唱着老歌,仿佛就是演出的翻版。我感到,这家疗养院的一切都定格在了苏联时代,在平行世界中兀自运行不止。

第二天午后,我和塔罗牌夫妇一起返回比什凯克。司机是清醒的,但安德烈买了啤酒。夫妇两人在车里你一口我一口地喝着,而“人间失格”的儿子愤世嫉俗地望着窗外。

路上,阿谢丽说,她开了一家店铺,卖一些“具有宇宙生命能量”的首饰。她极力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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