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看白癜风哪家医院效果好 http://pf.39.net/bdfyy/bdfzd/“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技理性、多元文化是现代社会生成与发展的四大动力因素。”在这四大因素中,前三者都是晚近启蒙运动的历史产物,而多元文化则关涉传统,它是传统文化进入世界史并经受现代性洗礼而呈现的多样化形态。按照康德的定义,启蒙“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如果说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开启了科技理性和民主政治的先河,那么,紧随其后的苏格兰启蒙则揭示了市场经济的真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技理性、民主政治以及市场经济都是人类把上帝驱逐之后在科学、政治以及经济领域自由地运用理性的产物。
在科学领域,人们的理性力量得到了最自由的展示,它在推动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将与传统文化渐行渐远的现代社会拖入到一系列的伦理困境之中。没有了上帝,人们继承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与古罗马的律法传统,开始运用理性的力量重构自己的政治生活,民主政治成为人类摆脱理智不成熟状态进而实现自由的世俗化选择。亚当斯密则将上帝重新请了回来,运用“看不见的手”的隐喻深刻地阐发了自由市场经济的魔力。
然而,与科技一样,没有了传统伦理秩序的制约,市场也不能避免其作为一种工具理性而产生的负面效应,带来诸如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公平的财富分配以及非道德的拜金主义等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经济在这四大动力因素中占据基础性地位。由此可见,如何充分认识市场经济的道德合法性与价值局限性,处理好自由、理性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成为建构现代经济伦理的逻辑起点,也是我们解读萨缪尔森自由观的不二法门。
1、自由竞争凸显了市场经济的伦理品格
在《经济学》中,萨缪尔森开明宗义,指出稀缺与效率是经济学的主题。如果在一个不存在稀缺、丰裕而理想的伊甸园里,人们可以各取所需,就既可满足所有人的任何欲望,也不必为收入分配不公而发愁了。但现实社会是“一个到处充满着经济品的稀缺的世界。”人类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相对于无限的需求,资源总是有限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如何把一个社会组织起来,利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来最大化地满足人类的需求,也即提高每个人的福利,就成为经济学科的独特价值所在。
一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如何组织才是最有效率的呢?萨缪尔森从经济史视角出发,把最为典型的三种组织方式进行了比较,认为混合经济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组织形式。指令经济和放任自由经济分别是两个极端,前者由政府制定经济政策,发布经济指令,会严重地影响效率。他通过对东西德国经济发展历史的比较来论证指令经济的非效率特征。二战结束时,这两个国家拥有几乎相同的生产率水平和工业结构。
但经过40年的发展之后,东德的生产率不到西德的三分之一的水平。东德实行的是典型的指令经济模式,而西德则引入了市场经济机制。自由放任经济则是政府不参与任何经济决策,个人和厂商通过价格、市场、盈亏、奖惩等一系列机制来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就是混合经济的各种模式,包括混合的资本主义、管理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等等。在萨缪尔森看来,这些模式都具有混合经济的一般特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自由竞争的优势下,政府也积极参与市场秩序的监管以有效维护市场效率,调节收入分配以提高贫困阶层的福利水平,提供公共品以鼓励创新并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市场机制为何有效率,关键在于自由竞争。
萨缪尔森认为,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四个轮子中,自然资源属于天然禀赋,而在没有技术变革的条件下,资本深化也会降低收益甚至导致经济发展停滞。所以人力资源与技术变革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大学教育与职业培训等公共品来普遍地“提高劳工的知识水平、健康程度和纪律意识,”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另一方面,自由竞争可以保证每一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机会,市场通过利润的激励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个人的智力成果,并促使人们在竞争中寻求合作,推动技术变革。“自由之所以如此重要,乃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个人将如何使用其自由。”正是这种面向未来的不确定性与可能性让即便是一个人的自由价值也都显得弥足珍贵。所以,萨缪尔森说:“劳动力、资本、产品和思想的自由市场,被证明是创新和技术变革的最肥沃的土壤。”
2、有限理性造成了市场经济的价值坎陷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人”假设就成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预设。萨缪尔森对他的理论推崇备至,认为其关于市场机制的见解最早揭示了共利与私利的和谐一致性,也即市场经济的有序性。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市场不仅是有效率的,而且是有序的。“市场体系既不是混乱也不是奇迹。它是一个自身具有内在逻辑的体系。这个逻辑体系在发挥作用。市场经济是一部复杂而精良的机器,它通过价格和市场体系来协调个人和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但是,萨缪尔森也看到,这种“价格和市场体系”要发挥作用,就意味着“经济人”必须掌握着充分的市场信息以及具备完全的理性精神。
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方面,任何市场主体都不可能穷尽全部所需的市场信息,正如萨缪尔森的老师奈特所指出的那样,正是因为为了规避风险,才回有股份制、保险公司和投资基金等风险分担的资本运营方式,正是因为有了不确定性,利润与博弈才成为可能。所以,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论述风险、不确定性和博弈论经济学。另一方面,个人在经济生活中能否扮演一个始终如一的理性“经济人”角色呢?萨缪尔森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在《经济学》中提了一个问题:消费者是奇才吗?显然不是,大多数人在日常经济生活中的决策行为只是根据习惯而做出,会受到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这种“经济人”在理性上的内在一致性假设只是为了“能够提供一种合理的、与事实比较相符合的答案。”要言之,“经济人”所拥有的理性是有限的,它既需要自由来增进其智识以获取足够的信息,也离不开传统来抑制其作恶的冲动,否则它就会给市场经济带来一系列的道德风险。第一,信息的不对称容易诱发“经济人”非理性行为。由于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与生产者或者职业经理人与股民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在逐利的冲动下,厂商或经理就会不顾消费者或股民的利益,进行各种欺诈行为。
萨缪尔森主要分析了两种现象。一种是生产商根据成本分析,有可能进行财务欺诈。例如安然公司通过各种新颖业务(投资者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虚假的财务交易明细,故意向其投资者隐瞒了利润下降的事实。他认为安然案例警示我们:“健全的会计审计制度,还有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的警惕和审慎,应该是何等的重要!”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个人的投机行为如果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会有极大的道德风险。
萨缪尔森尽管也认为投机行为有其道德合理性,比如投机行为可以实现资产与商品的跨时空调配,完美的投机市场“不仅从时间上和空间上促进了价格及配置形式的改善,还有助于风险的转移。”但是,萨缪尔森也告诉我们,过度投机也会造成市场繁荣的假象,催生各种泡沫经济,导致市场崩溃。例如荷兰历史上的郁金香“泡沫”事件。第二,“经济人”的有限理性无法实现市场的完全竞争与财富的公平分配。有限理性意味着“经济人”